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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终破百元五粮液副董事长怒吼:后期还有这价算我输!

时间:2019-04-05 11:47    作者:admin   来源:中国网    热搜:五粮液,董事长

4月3日,五粮液终于突破了百元大关——比老冤家茅台晚了整整12年。

几天前,五粮液创下历史新高。五粮液集团副董事长,年仅40岁的邹涛似难掩兴奋之情,在朋友圈喊出:“坚定不移推进五粮液价值和价格的回归”,还顺便配了一个炫酷的表情包。

邹涛并不是五粮液集团的“老人”,而是四川省政府体系的“空降兵”(因五粮液内部管理层长期由宜宾系统内领导调任)。2017年1月,邹涛进入五粮液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2018年7月走马上任副董事长。根据部分酒业媒体报道,邹涛分管的事务为集团的销售。

可这位被内部人士描述雷厉风行,行事干练的邹涛,经历却从未涉及销售。

邹涛的第一份工作即在四川省公安厅担任警员。在五年时间中,邹涛从经侦副支队长升至经济犯罪举报中心副主任,后十年则在四川省政委担任第四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等职务。比起销售,邹涛更像一个现实版《人民的名义》中的检察官侯亮平。

巧合的是,“五粮液侯亮平”上任副董事长之后,五粮液内部的贪腐案件开始大量被公开,随之而来的二级市场市值狂欢亦不期而至。五粮液的腐败案件,似乎与其市值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

贪腐风暴波及“员工持股”

对于邹涛的上任,外界有另一种猜测——混入五粮液的鲶鱼。

2018年7月12日,也就是“五粮液侯亮平”邹涛上任前后,五粮液集团董事,原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董事长张辉宣布遭到纪律审查。今年3月9日,张辉被五粮液董事会提议免去五粮液董事席位。

张辉只是五粮液内部反贪风暴的起点。大量的贪腐案件,在往日的子品牌高层中间不断涌现。

2018年12月,五粮液投资技改部副部长郑彬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19年1月,五粮液集团子品牌仙林果酒董事兼总经理,曾担任投资技改部部长,郑彬的上司潘钟,亦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在不断进行反腐的过程中,四川省系统人员也开始络绎不绝的登录五粮液进行换血。1月4日,五粮液发布公告称,通过提名蒋文格为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蒋文格自2017年9月起一度担任四川省以工代赈办公室副主任。

今年2月21日,五粮液内部曝出“最高级别”的贪腐案件。五粮液集团公司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余铭书遭“双开”,因余铭书长期出现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决定投资事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的情况。

而余铭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作为五粮液改革标志性事件的21亿员工经销商持股计划参与者进行的增发,于一年之前刚刚落定。根据公司2018年年报,余铭书通过员工持股计划认筹,目前合计持有五粮液股票1万股,折合市值约100万元,目前持股浮盈达到80万。

而根据公司2018年年报,余铭书持股的状态为“离职高管人员锁定”。

“三宗罪”与改革沉疴

为什么反腐与五粮液的股价表现息息相关?这就不得不说到五粮液20年来沉疴——内部腐败,关联交易,以及不知所谓的投资与内控混乱。

1994年,五粮液集团在时任领导人王国春的带领下,推出贴牌类酒品五粮醇并大获成功。在五粮醇的成功下,五粮液在精选代工贴牌的模式上予以复刻,先后塑造了五粮春、水井坊等精品白酒品牌。

然而步子跨出去就很难往里收。由于代工贴牌模式在先期取得成功后被大量模仿,五粮液开启大量对外授权模式,推出了近千的授权品牌,并使得五粮液集团短期收入暴涨。有人说,连王国春当时自己都不知道五粮液有多少子品牌。

千禧年前后,五粮液迅速占领全国市场,系列酒几乎占据家中酒店的饭桌酒柜,但“子孙满天下,坏事传天下”。大量贴牌酒极大消耗了五粮液核心品种的品牌效应,令部分核心品牌出现滞销,降价。而代工贴牌的经营模式,更滋生了大量内部勾兑贪腐的可能,成为蚕食企业的跗骨剧毒。

因为所谓的“总经销商”模式,王国春获得了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白酒协会功勋奖。可也许他很难想到,也是因为这个模式,风光无限的五粮液会被贵州茅台赶超,如今卑微地只能对茅台国酒的营销手段咬着不放。

在五粮液风光上市之后,五粮液集团自然而然的被四川宜宾赋予了截然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五粮液集团的产业品类延伸至造车、制药、化工、电子、服装、甚至金融,五粮液体系内培植了大量的包装,瓶装,模具,贸易等产业链上下游子公司,构成了一度高达65亿的关联交易量。这些公司的出厂品定价往往虚高,使得酒厂的核心利益外泄,集团公司子公司人员勾兑频繁。

此外,五粮液内部存在众多非经营性机构对集团资源产生消耗,如五粮液幼儿园,五粮液社区中心等。

而在王国春“当政”期间培植的项目——被称为“亚洲第一流”的制药集团无疾而终;97年建成的5万吨酒精生产线刚投产就夭折;而在“安培纳丝”亚洲威士忌项目上又白白丢掉了几千万,陷入了停产。五粮液在金融上的布局中,投资亚洲证券损失5500万,投资中科证券损失8300万。

2009年,证监会突击检查五粮液,并列举了公司的“三宗罪”——重大投资损失未报,重大投资损失漏报和财务造假,以及众多关联交易问题,并勒令五粮液限期披露订正。

2011年,唐桥接棒王国春担任五粮液董事长,以此为契机推动五粮液资本化改革——按照唐桥的说法,五粮液过去的责任是保护国有资产,如今的责任是资本市场形象。

然而,唐桥的尝试并不算成功。

2015年“两会”期间,唐桥带去了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提案:“国企改革推职业经理人制度可以试点,但还不能全面推广。”

唐桥的理由很简单:“我们公司曾经聘请过很多职业经理人,但到现在没有一个留下来。”“职业经理人跟企业的原有干部或会有一些矛盾”。

2015年推出员工持股和经销商定增之后,虽唐桥殚精竭虑,但该项计划历时两年仍未成型。2017年,唐桥匆匆离任,继任者李曙光上位。

员工持股鏖战两年半,一夜浮盈20亿

事实上,五粮液的员工持股计划早在2015年10月便即基本成型,其中一期员工持股涉及包括已经被“双开”的余铭书在内的多名董事会管理层高层。而搭配员工持股计划的还有整套的定增计划,发行对象为更广范围的员工以及经销商等合作伙伴。

但员工持股与定增计划审查进度却异常缓慢,其多次修改价格与发行规模,并多次经监管部门审查通过。

从2015年10月到2017年11月,该批次员工持股与定增计划发行价格,从最初的23.34元,下调至2016年12月的22.54元,2017年5月又进一步下调至21.64。而在此期间,五粮液股票的市场价格,从2015年7月停牌前的25.73元,一路上涨至2017年5月12日的44.33元。增发价格调整与员工持股增发价格严重背离,令人大为不解。

以第三次增发调整时间来看,在五粮液员工持股计划三次调整的发布后,直接员工持股及定增计划创盈19.43亿元;2018年4月18日,五粮液员工持股及定增获准发行,当日五粮液收盘价则已经达到66.33元,折合定增及持股浮盈38.28亿元。如今,五粮液股价上百,这部分浮盈已然到了67亿。

这些处在限售状态的浮盈,将于2021年4月19日解禁。

巧合的是,在员工持股计划铺开的同时,五粮液的收入结构,几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4年至2018年,五粮液年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增速分别为1.41%,1.00%,7.84%,61.97%和30.71%,其中员工持股计划推出后的两份业绩报告复合增长率为44%,而在员工持股尚未成行的三年,五粮液利润的复合增长率仅为3.3%。

在承袭买断式销售的基础上,五粮液经销商定增计划成功的将经销商利益捆绑于五粮液股价,无疑有益于五粮液的短期销售情况。那么长期看又将如何?五粮液的增长趋势能否延续?

在2017年,五粮液的经营性现金流出现异常。在营收增长49.8%的基础上,五粮液当年经营性现金流净增221.53亿,较2016年净增额下降40.9%;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占比营业收入比重为38.05%,创下12年新低。

而12年前的2007年,几乎就是五粮液最黑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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