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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万军:武器先进的北洋军怎被学生军灭了

时间:2017-06-26 13:01    作者:牧晓   来源:搜狐    热搜:武器,学生

原标题:程万军:武器先进的北洋军怎被学生军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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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先进的北洋军怎被学生军灭了

1928年春天,坐镇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的北洋奉系头目张作霖,内外交困。因为北伐军马上就要打进来了,北洋政府这个末代政权已岌岌可危。

据历史学者王书君记述,自1926年至1928年,北洋三系与北伐军交战两年,北洋悉数惨败。事后,张作霖大为不解地问儿子张学良:

“小六子(张学良小名),我们有日本提供的飞机大炮,为什么打不过南方这些学生兵呢?”

张学良答:“人家有三民主义,我们没有。”

不得不承认,虽然关于这个“小六子”有诸多绯闻及“花花公子”的坊议,但就观察力而言,儿子确实比老爹敏锐。北伐学生军,不仅有“三民主义”,还有黄埔军魂。这两样东西令北伐军占据了道义制高点,站在了“大是非”之顶。可以说,除了军事战斗力之外,这也是北伐军的制胜法宝。

什么是“三民主义”?

世所共知:民族、民权、民生。这是孙中山于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同盟会总部发表的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中正式提出的中国政治方向。其主旨是以革命确立民主政制,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循序渐进,实现民主建政,然后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作为建设国家的方略,“把中国造成一个新世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代表了当代中国先进政治思想,得到广大中国进步力量的认可和追随。之后成为脱胎于同盟会的国民党的革命纲领。

那么,什么又是黄埔军魂?且看黄埔军校校门口对联:

“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这就是黄埔军魂的精髓。

历尽血雨腥风、穿梭于军阀枪林弹雨中的孙中山,晚年终于彻悟:民主政治的实现需要民主武装革命。而且,还要有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

“中国虽四万万之众,实等于一盘散沙,民众对国事毫不关心,国家民族观念相当薄弱,只知有自己不知有国家,不能团结。”

汉民族长期被称为一盘散沙的民族,推翻了大搞民族压迫的清廷后,本来应该团结一致,富国强民。但是在民国初期,窝里斗却愈演愈烈。这是为什么?

追本溯源,中国的“内耗文化”源远流长,这种文化本来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在“只有皇帝是人”的制度下,广大底层民众得不到人的尊严,人与人之间如草食动物逃脱肉食动物追逐般相互践踏,没有互相尊重的传统。这种文化基因到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仅没有因为政治文明的引入而消解,反而因为突然获得的人权而更难把持,人人都想“说一不二”,身处民主国家顶着封建脑壳,利用民主良机做皇帝梦,一度泛滥成祸。

民国伊始,军阀干政,各类军阀主导的政治势力不去寻找相互妥协,双方共赢的方法、不求融见而是相互征战。随后出现的各类政治派别,把不同异见者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对象。他们对政治对手毫不留情,即便在外敌入侵时,在一方抗外敌的时候,还需要提心吊胆地提防另一方。

统则僵,放则乱。一放权就内耗,一统一就独裁。古老大国难以在短时间内领悟民主真谛,收放无法自如,内耗猛于外患,这不能不说是华夏族莫大的悲剧。

问题出现哪里呢?

信仰,精神,人心。

孙中山在建国伊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立志以“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新思想把全体中国人的心团结在一起。

1919年,他在《三民主义》一文中指出,华夏民族需要民族精神,并给出民族主义正解。他说,就历史上民族形成,可分为三类:一是以血统宗教为范围者;二是以语言、历史、习尚、文字为归者;三是以意志为归者。其中,尤以第三者为最佳,比如瑞士合多民族为一家,出于爱自由、尚自治的共同愿望,为直接民权的实现而合为一体。这种形成的民族是最为优秀的,但是,中国虽然存在着诺大一个民族,却没有民族主义,即缺乏“民族之正义之精神”。他希望中华民族也如其他优秀民族一样,拥有一种共同的、独立的、向上的精神,作为民族的凝合剂,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孙中山认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立足世界的根本,就此他打出形象比喻:民族主义好比挑夫抬东西的竹杠,某天,挑夫买了一张彩票,彩票好比是世界主义。挑夫把彩票塞在竹杠里。后来,他发现自己中奖了,自以为可以不必再挑担了,兴高彩烈之余就把竹杠投入大海。事后猛醒,自己扔掉的不仅仅是彩票,同时抛去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本。

孙中山对改变人心有着清楚的认识:

“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

从自己革命的教训中,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民主武装与主义传播齐头并进。

黄埔军校就承担了这个使命。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建立。不久,校本部颁布了一首校歌。即《陆军军官学校校歌》,歌词是: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同日,广州长洲岛,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寄语黄埔同学: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要命。这是黄浦精神与黄浦军魂的浓缩。

这样的精神,这样的魂魄,这样的军队,当然战无不胜。

孙中山成立黄埔军校的目的,就是为了集中以国民党为首的民主武装力量,北上讨伐军阀武装,推翻北洋军政府,建立民主政府,凝聚全国人心。1924年12月,北上的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但是,民主革命后继有人。1925年7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政府,翌年7月9日,国民政府举行北伐誓师典礼。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表北伐誓词,正式向北洋军阀宣战:

“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据此誓言,看待北伐军讨伐北洋军,俨然是“有道伐无道”。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出师前一再强调:中国统一,“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也再无别个团体可以胜任”,因为只有国民党是有“主义”的团体。他稍后就任总司令时进而说:“曩昔革命之失败,皆由于我军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战争之目的,不求牺牲之代价,尤不知主义为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为统一中国之张本,受军阀至微薄之豢养,而甘为帝国主义者效死命”。如今“国民革命以主义为依归,绝不同于军阀武力统一之梦想”。

同样是“武力统一”,有“主义”的一方便既正确也能够胜任,“主义”的功用真是神奇。过去比较成功的军事集团,多少也有些“主义”用以整合其部队,冯玉祥以基督教统一部属,吴佩孚是以关羽、岳飞精神号召全军,唐生智则有“佛化”的军队,到北伐时还曾临时出现孙传芳军系的“三爱主义”和奉鲁军系的“四民主义”。后两种“主义”显然是摹仿三民主义。但因为没有真正的内涵,有其名无其实,所以在三民主义面前,土崩瓦解不堪一击。

有真实的先进信仰,和徒有陈旧信仰的形式,这的确是北伐军与北洋军的不同之所在。1924年初,国民党要员伍朝枢代表孙中山访奉时,曾问担任接待的奉军参谋何柱国:“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何回答:不信。于是伍朝枢“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盯住”追问何:“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何回答说,“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一样能打仗。何参谋这样讲并非信口开河,北伐时奉军确曾提出“爱国主义”。北伐军与被北伐的北洋军,各有各的“一套”是个很形象的说法,但后来北伐时北方的军阀试图学习南方的国民军现象说明,国民党那“一套”似更起作用。

蒋介石就认为:“军阀有必败之道,致败的原因甚多,最大的,就是他们内部自相冲突”。这都是“因为无主义做中心,一切都以自己利害作主体。所以无论军队,无论什么,都须有主义、讲主义”。

一边是有主义,一边是没主义。一边是国民革命的“得道”,一边是北洋方面的“失道”。于是,高举三民主义旗帜的北伐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而另一边统治北京的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却不断激起民愤。张作霖在统治北京期间,随意捕杀记者、学生,被全国各界声讨,“罪恶滔天,实全国之公敌。”很多学派认为,北洋在中国当执政,“不但是国家之羞,而且是人类之耻”;必除掉以“为国家人类雪了羞耻”。

得到民心的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北洋三系全线败退,很快就轮到最后一系奉系决战对垒了。坐镇北京的奉系头目张作霖为了保存势力,决定退回东北老家、避开北伐军锋芒。为此,他不顾日本人反对,于1928年6月4日晨,从北京返回东北。结果,专列行至沈阳苏家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毁,张作霖不治身亡。

6月8日,北伐军进占北京。随后,剑指奉系老巢:沈阳北大营。7月1日,奉系统帅继任者、身居沈阳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通电蒋介石,表示“决不妨碍国家统一”。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东北四省——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同时易帜。公署及机关、学校、商店悬挂青天白日旗。

“东北易帜”是北伐成功的最后标志。由此北洋政府彻底被国民政府取代。

可以说,“东北易帜” 除了军事压力原因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张学良接受三民主义思想的结果。作为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新思想也在一定程度被他接受。他曾说道:“之所以发生内战并不是全体将士的意愿,而是落伍军阀为一时利欲所迷,将军队作为私产,以反抗为出路,甚至为了一点点利益,便以武力抗争为后盾,一人煽动,朋党附和,于是出现一地作战,全国波及,此起彼伏的局面,如此往复效尤,国家怎能不乱,百姓怎能不苦!” 可见,张学良深知“三民主义”乃大势所趋,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所以说,北伐战争胜利,其意义决不止于军事。一群从军校走出来的学生,历时两年半,就消灭了统治中国16年的军政府,这是中国北伐史上的奇迹。中国历史上,北伐军多如过江之鲫,但只有两次成功,一是明军伐元,二就是国民政府的北伐,从南向北统一全国。出身黄埔的那些爱国不怕死的学生兵,打出了威风打出了水平,创造了中国史上北伐“成功第二例”。这是学生兵军事胜利,更是道义的胜利。

由此,“道”与“大是非”的真谛昭然若揭。以上北洋军不敌北伐军的战例,进一步为我们说明什么是现代政治集团与军事武装的“道”,那就是先进的政治信仰。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大是非”。失去这个“大是非”,就是“失道”。占据了这个“大是非”,就是“得道”,便如聚增百万雄兵,势不可挡!

程万军:武器先进的北洋军怎被学生军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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