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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62蔡长林中国思想研究的范式障碍、门户、切入点与突破

时间:2017-06-25 19:13    作者:如思   来源:搜狐    

原标题:No.462 蔡长林 | 中国思想研究的范式障碍、门户、切入点与突破

No.462蔡长林中国思想研究的范式障碍、门户、切入点与突破

蔡长林

原编者按:本期为大家推荐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经学史组蔡长林教授博士论文中的一段关于方法论的讨论,尽管此后蔡先生出版讨论清代常州学术的专书《从文士到经生》,但该段文字已有删削,且部分并不见于此后正式出版的著作,然而其旨趣却与我们公共号一直以来的主旨相合,文中开篇所论的“思想史”,是批判原有的哲学内源与学人传灯录式的旧思想史写法,而其自己所取用的“学术史”的定位则是我们所讲历史语境学的内涵,请诸位注意。蔡先生的讨论清代学术,贯通的主题是:学术权力的更新换代,常州派如何从学术权威上退下来的事儿。贯穿为我们讲的是:当时学者如何控制科举、营造学风?学术人物兴替、学三代的没落、残余的文人小团体的互捧与大时代学风的冲击、学者为新兴学术范式和科举权力而自我调适。相信凡看过蔡文的人都会猛然无比厌烦之前哲学家那套戴震讲法,非要讲戴震有理学工夫之类,或内在理路说,而会从整体的清代学术语境理解学术的新旧交替。而此已无论个体学者思想如何精致,而是整个年轻一代学术权力的兴起裹挟四库开馆,彻底成为乾隆三十年以后的主流。这对当下是一个极好的借鉴,尤其是乾隆二十年到乾隆五十年这段时间,新学风已经兴起,但学术老人还没有退下舞台,学术老人依附的政治权力还没有退场,所以新生的权威跟旧有的权威博弈,争夺。这种学术史的写作不仅仅是附会格义古人,而是借此对我们自身的审视,审视政治的主流和学术的伏流,审视我们所属的群体是新生的还是没落的。但本篇,我们先为大家推荐蔡先生关于方法论的讨论。

不论学者的研究是基于以哲学史、思想史、经学史、学术史或文化史的概念,来表述前人的精神活动,表面上是研究者个人对学术目标的追求,其实这之间已隐藏了方法论的选择。方法论之选择虽然表现在题材的取向与表述形态之上,然其关键,则在于对待古代文献的观念与态度。在现代学术的思维架构之下,经学史已不必论,即使是学术史,似乎也成为过时或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以思想史或哲学史为主流的研究型态,而造就出一批骄傲的学术贵族。如陈平原先生所云:「学科之间的隔阂以及由此而萌发的『傲慢与偏见』构成了学术发展的巨大障碍。」

艾尔曼先生就认为:「如果我们只就中国文化史的领域来谈,我们会发现迄今所谓的『中国思想史』,通常只是较为浅显的『中国哲学史』。」虽然艾尔曼的批评主要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针对新儒家而发,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所能掌握的古人之精神智慧,存在着切割之后的不完整。只要从一些思想史﹙哲学史﹚的著作里,一再发现「本体论」、「心性论」、「宇宙观」、「道」、「太极」、「有」、「无」、「阴阳」、「理气」、「仁」、「性命」等形而上范畴的字眼,大概不会认为艾尔曼之说是无根之言。所以,笔者长久以来在思考的问题是:在思想史﹙哲学史﹚方法论所选择之外,或是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所不感兴趣的题材,是否更能贴近于古人的精神世界?我们固不必如当代的日本,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仍延续狩野直喜先生所谓的「中国古学或古典学研究的历史」之定义,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点放在经学知识、经书解读之上。然而是否也当思考思想史人物范畴之研究的侷限性?思想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即思想体系本身的源流和发展,固当重视;然而思想在历史情境现实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是否同样具有价值?这是笔者立足于学术史思考初步的反省。

在〈历史研究与话语分析〉一文中,陈燕谷先生持和艾尔曼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学术界,思想史基本等于哲学史。其组建原则一是重要范畴;一是重要人物。在这种原则上建立的哲学系统,必然会漏掉许多起过重要的思想史作用的题材,例如尧舜禹汤的故事。他认为,从思想效果来说,这些故事的作用决不亚于概念范畴。陈燕谷先生并指出,「古史辨」对上古史的研究之所以对中国学术思想的研究深具启发性和示范性意义,正在于这些历史文献被解读的同时,也释放出深刻的思想与文化的内涵,让人体悟到中国历史和文化思想的呈现,不应仅限于概念范畴或重要人物,而是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系统」蕴藏的丰富的学术思想内涵,可供探索。而这些「故事系统」往往是被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所忽略的文献记载。所以,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分野,基本上不是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对待文献的问题。

许多学者同时认为学术史与思想史或文化史研究应是兼容并包的,或允许学术史与思想史或文化史之间存在一段模糊的边界,这当然不是承认学术史研究的主体性,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学术史研究的工具性而已,对学术史并不见得有多高的敬意。王守常先生在〈学术史研究刍议〉一文中认为:「学术史研究主要不是关注学术思想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背景材料,而是从文献角度考定学术研究的事例,规范学术研究的术语。」他并指出:

学术史研究应侧重考订核实学术史种种事实,非同于思想史重于揭明历史事实之意义与价值。学术史研究的目的应在于给思想史的研究提供「准确」,无可争辨的「事实」。

只不过在笔者看来,王教授「文献事实」之论,所指乃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与准备,用之以界定学术史的功能,似乎略嫌消极。他显然不认同文献在学术研究中应居于主导的地位,或许也低估了学术史所能发挥的功能。思想,是精神活动的结晶,伴随着古人的学术活动而出,潜藏在古人所留的文献之中。但是,了解古人的思想,不必然只是「思想史」的任务。与思想史研究的型态不同的是,学术史不强调太多的范畴与概括性术语,所注重的是能提供研究者一座了望的高台,以便观察研究主题的整体内涵,而后提供历史定位。研究学术史当然可以探索古人思想的深处,同样可以从事「揭明历史事实之意义与价值」。然而学术史研究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以为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可以「归纳一个时代的思维水平」、「测定时代的心智」。学术史研究所重者在于研究对象,所以学术史不止是强调研究者归纳古人的学术体系,并作价值的思考或判断而已,尊重古人学术研究背后的价值考虑,更是学术史研究的一大特征。它不但重视古人已成系统的学术型态;也重视古人不成系统的意识形态之展现;更尊重发挥此意识形态之动机。不论古人的动机是出于政治目的或是纯学术的探讨。

然而,相对于「思想史」研究所获得的成果而言,学术史的研究虽非停留在草创阶段,相信仍是有待加强。有时候笔者甚至会怀疑:流行的以范畴体系为主的中国思想史之研究形态,是不是导因于过往学术史研究之不足,以致于未能提供深广开阔的学术视野之故?以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为例,即使嘉惠后学甚多,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徐复观诸先生的大作,其立场、观点与取材,必有为经历、时代及著述目的所囿者,尤其前辈学者好以外缘因素解释清代学术的历史背景,故宏观之处有之;当然,概括、偏颇之处亦有之。

例如从前辈论考证学、今文学兴起之因,或从前辈对考证学、今文学之评价中,皆可寻其抑扬清学背后的学术态度。然前辈之说却每每成为许多人在研究清代思想史时,据以为论述引申之际,浮在脑海深处的背景前提。余英时先生曾为文指出:自五四以来,对清代思想或学术史的解释,不论所持是反满反理学,或反玄学之方法论运动,或持马克思主义式的经济观点以为说。这些说法,在他看来,「不是不对,而是不足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解释。因为它们只是一种描写,对历史现象的描写。至于这种现象何以发生,在这些理论中则没有解答,或解答不够澈底。」笔者常在反省:反满的革命情怀,是否会对章太炎、刘师培先生关于清代考据学兴起的说法有主观的影响?渊源于公羊学的梁启超先生,对清代今文学的描述,是否有太多的本位色彩?新儒家的倾向,是否也会影响钱穆、徐复观先生处理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角度?我们根据他们叙述清代学术史的态度来研究他们的思想,或许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根据他们对清代学术史的解释来研究清代思想史,是否会有被误导的危险?许多人大概跟笔者有同样的经验:对清代学术历史图象的掌握,曾经是透过这些根据没有解答,或解答不够澈底的「描述」来获得。相信也有为数不少的清代思想史论著,凭借的正是这些没有解答,或解答不够澈底的「描写」来建构其理论。龚鹏程先生曾提到,五四时期对晚明文学与思想所作的解说,在当今的学术界中,仍以「研究者共同遵奉的基本假设」的姿态而存在着。他对于学界探讨晚明而以公安及泰州为主,深表怀疑。他说:

此二派在当时之代表性如何?若此仅为其中具有变异精神之一部分,而尚有一大部分并不如是;又如若在当时文坛上的主流势力仍是七子派,思想上仍是程朱学的天下,即使在王学中,泰州也只是王学诸派之一支而已。我们单拈这一小部分事例,便来综论整个社会的变迁,岂非管中窥斑,误把花纹看成了花鹿?

前人以泰州学派代表晚明思想,以公安派代表晚明文学,这是一种学术史的概括性认知。然而,此说不可避免的又是成为许多人研究晚明思想文学时所预设之前提,而晚明的文学与思想图像,即在我们重覆对前辈之说的注解中被创造出来。五四时代的学人,不但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者,对于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的解释,更不乏深刻的见解与代表之作,为后继者概括出「共同遵奉的基本假设」,引领出无数的讨论。不过我总怀疑,前辈们关于清代学术史的解释,在时移势迁之后,是否仍为不易之论?前辈们提供的清代学术史的视野,是否足以建构出一代学术的完整版图?后继者是否曾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有所调整?如果未曾意识到,而仅据前辈们提供给我们的「共同遵奉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加以「思想史」的研究,则所得即使深邃而有条理,也只是在前辈们开辟的羊肠小道里种花植草,无法为自己开辟一条通衢大路,以观察学术之流变,揭明其历史事实之意义与价值。

例如学界研究清代学术沿袭已久的三段式概念,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一大课题。在三段式的观察中,论清初,是否将太多关爱的眼神着落在「大家」身上,又充斥着「经世之学」与「实学思想」的声音?论乾嘉,是否将戴震与章学诚的代表性过于高估?或对考证学方法论在清代「思想史」的意义有太多的着墨?论晚清,大概脑海中只泛起今文学;论今文学,则只记得龚、魏、康、梁的变法改革思想;论今文学之起,内则考据之衰,外则国变日亟。在笔者认知中,这些似乎都是研究清代思想史的热门题材,然而,除了这些之外呢?陈平原先生说:

学术史可以提供入门的帮助。之所以强调只是「入门」,因为「规范」虽则对建立学术秩序、发展常规研究有意义;但毕竟是一种束缚﹙尽管是必要的束缚﹚,故成熟的学者往往部份逾越「规范」。

就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而言,相信章、梁、刘、钱、徐诸先生之大作足以「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及走向。」因为前辈们的确「通过描述学术进程的连续性,鼓励和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只不过推动学术研究向前迈进的力量,似即在于要有不将此「入门的帮助」视为不易之定见的共识。然而笔者所着意的晚清今文学研究,却浮现这一层隐忧。这正是笔者在本章前两节所提到的研究概念限制的问题:以早期学者简单的学术史归纳为依据,所作的思想史研究。其实,与前辈学者比较起来,我们具有文献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研究标的有适当的距离,能帮助我们以更客观的态度,更开阔的视野,来探索不为人知或为人所忽略的学术侧面,以观察一代学术的内涵,而这正是年轻一代学者们所应承担的学术史任务。所以,学术史研究于今理应被重视,而不是被埋没。

许多人否定经学,忽视经典对古代学术的意义,连带的也忽视经学史;既然古人许许多多的精神活动是伴随着对经典的注解论说而发,不了解其注经解经之内涵,又如何去谈论其学术,归纳其思想?约翰·韩德森﹙John B.Handerson﹚先生即对现代学者之讥评经典注解或评注之作品感到不以为然。他认为:「直到十七世纪的欧洲,甚至到更晚的中国、印度以及近东,所谓的思想史,主要乃是对人物及词汇的解释,在高度理智化的文化传统中尤其如此。」 其来源说穿了,正是学者轻视古人「注解而非完整的系统」的经典研究,却忽略了最伟大的哲学家们,也是藉由对古典作品或经典文本注解的方式,来建构其思想体系。韩德森先生之说,指出了传统中国寓思想内涵于经学的表述形态,也指出了解前现代中国思想的关键,则经典研究的重要性已不待多言。诚然,经典研究有其繁琐之处,不过,忽视经典研究,不明经学历史,必会对了解前现代中国思想史,以及对儒学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中国文化造成困扰。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思想史研究”(sixiangshiyanj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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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62蔡长林中国思想研究的范式障碍、门户、切入点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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